师德教育——全国师德标兵邹有云老师优秀事迹
发布时间：2010-09-26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——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柘林镇黄岭村小学太阳山教学点 邹有云
各位领导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：
大家好！我来自太阳山，江西省永修县一个偏僻的教学点。
多少年来，我们的山乡闭塞、落后、贫穷，山民们祖祖辈辈缺少文化，在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生产队要找个记工分的人都很难。1972年，我从江西共大云山分校毕业，回到家乡，深感要改变山区的面貌，需要靠知识把沉睡的山乡唤醒。1974年初，我成为一名山区小学的民办教师。本来，我可以一直在条件较好的村小工作，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使我从村小走向大山深处的教学点。
一天，我看见一名正在河边洗衣的妇女，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吓唬说：“如果不去上学我就淹死你。”那女孩哭着说：“淹死我，我也不去上学。”原来那女孩刚读一年级，因为上学路途遥远，只去了一次就说什么也不肯去了。
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。太阳山的孩子们到村小上学，每天要翻过三个山头，山路崎岖陡峭，一个来回就是30多里，别说是年幼的孩子，就是大人也吃不消。一到库区洪水季节，道路被淹没，孩子们就无法上学。有些孩子每天要先坐20分钟竹排，再走十几里的山路，安全更让人担忧。所以，许多适龄儿童上不了学。
难道太阳山的孩子，只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，永远被阻隔在大山深处吗？我也是大山的儿子，我应该为父老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要让山里的孩子都知书达理，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。1974年秋，大队同意了我的请求，我离开村小，走进太阳山，办起了教学点，开始了我平凡而又艰苦的大山深处的教学生涯。
教学点开办之初，只有12名学生。也许是因为贫穷，也许是因为村民的观念问题，有些适龄儿童没有来上学。
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，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，偷偷趴在窗外听课。下课后，我找到那个女孩：“你这样喜欢读书，为什么不来学校上学？”我这样一问，她伤心地哭起来，说爸爸妈妈不让她读书。当天夜里，我找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，劝她的父母送孩子上学。可这位父亲说：“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，不读也罢。再说，家里也困难。”我连忙说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男孩女孩都是宝，关键要把书读好。你就忍心让女儿跟你一样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吗？以后就是当农民没有文化也不行。这样吧，如果是钱的问题，我给你垫上，你明天就送女儿来学校吧！”其实，我何尝不知道，这学费一垫出去，收回来有多难。我挨家串户做工作，学生猛增到40余人，做到了该上学的“一个都不能少”。
孩子们早上出门至傍晚放学回家，这一整天都交给了老师照管。学生上学时衣服被雨水打湿，我就生火帮他们把衣服烤干再上课；遇到下雪，在接送学生的路上，我总是走在前头，当“开路先锋”；遇到库区涨水，我就翻山越岭把孩子接到学校，放了学再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家里。
面对一群质朴纯真的山里娃，我倾注了全部心血，帮他们剪指甲、梳头，教他们洗脸、洗手，还不断地告诉他们要讲卫生，爱整洁。就在这天长日久的唠叨中，孩子们的衣服干净了，手上的泥土不见了，回到家里，看到大人的不良生活习惯，也开始做工作了。山里民风强悍，常常是小孩打架大人助阵：“哪个打你，你就打他。”学生高山，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，喜欢打架，结果是“小孩争斗不记仇，大人反倒成对头”。我一次次调解，教育学生，也做家长的工作，讲为人处世之道。高山进步了，大人和解了。山民们都说，“还是读书人强，懂得就是多，办法就是灵。”
虽然地处深山，但多年来，我始终坚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，每年都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，坚持召开中队主题队会，办好班级墙报，把一个山沟里的教学点办得生动活泼，深受山民的喜爱。
太阳山教学点是那种典型的“一师一校”模式，在山民们的眼里，我既是老师，又是校长；既是管理员，又是炊事员；既是保姆，还是维修工。在村小当老师，我只要教一个年级的课程，而在太阳山却要教四个年级的全部课程，进行复式教学，工作量增加了许多。我的生活像一只座钟，每天的弦都绷得紧紧的。早晨不到6点起床，我和妻子一起挑水、喂猪、洗衣、做饭，料理好体弱多病的父母。7点钟带着本村的几个孩子出发，翻过3个山头，走八里山路赶到学校。上午四节课，中午先给几十名学生热饭，接着自己做饭，然后抓紧时间批改作业、备课，有时还要到山林中去打柴。下午三节课，到４点钟放学，再带着本村的学生往回赶。到家后，抓紧时间干农活，直到天黑才进屋。吃过晚饭，又得准备第二天的课。每逢农忙时节，我常常是和妻子一道，在月夜里割稻子、耕田、耙田、拔秧、插秧，一天下来的确是很累。
常年在山路上来回奔波，我不知道磨穿了多少双解放鞋。一个学年下来，大约要走1600多公里，30年，我算了算，足足走了4个二万五千里长征！
有一年，母亲瘫痪在床几个月，而且病情不断加重，家里双目失明的父亲也需要照顾。我只得利用中午的时间赶回家中，侍候两位老人吃完中饭，再赶回学校上课。这样我每天需要来回走３２里的山路，真是精疲力尽。一天晚上，我突然感到头晕，一下子栽倒在地，昏迷过去。过了半晌才苏醒过来，用手一摸，只见满手是血，这才知道额头上磕破了一个大口子。第二天，很多村民要我到山外去缝合伤口，但我哪里有时间去呢？我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课啊。
1984年，太阳山教学点上“人丁兴旺”，学生数增加到47人，年级增加到4个。我实在忙不过来，决定说服妻子来教学点帮忙。我的话刚一出口，妻子就来气了：“丢下家中一大堆事情谁来管？我们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去？”等她气消了以后，我还是耐心地说服她：“为了太阳山的孩子，我们就多做一点牺牲吧。”妻子被我对事业的这份痴情所感动，终于来到了太阳山上。从此，教学点又多了个忙碌的身影，孩子们又多了份母爱的温馨。妻子在教学点协助我工作整整20年，从没领取过任何报酬。
不耽误学生的课，是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责任心，也是神圣的职责。30年来，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，也没有请过一天事假，因为教学点就我一个教师，我一离开，学生就要停课。1984年，我两岁的大女儿得了肺炎。我让妻子请乡村医生给她打针、吃药，但不见效。我想等周末再带她去大医院治疗，谁知病情恶化，女儿突然离我而去，我抓住孩子渐渐变凉的小手，叫着她的名字，心如刀绞。1985年，二女儿又患骨髓炎，我也没有缺一节课，等到暑假才带她去外省的专科医院治疗。
女儿生病，让我负债累累。担任民办教师的时候，我的工资从几十元、百来元，到二三百元，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，确实有困难。能不能安于清贫，坚守在太阳山上，对我来说，的确是一个考验。有些亲朋好友劝我：“有云，你原来学过医，干脆跟着你舅舅去行医，别在学校里苦熬了。”还有人开导我，去湖里捕捞银鱼，一天就能赚一百多块钱。当时，我思想斗争很激烈。村民家里陆续都有了几大件：船、彩电、手机，只有我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。是的，此时我太需要钱了。走，还是留，这是多么痛苦的人生选择啊！但我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太阳山的孩子们，我走了，他们就有可能失学；我留在太阳山，孩子们就有欢乐，我也有欢乐。清晨，虽没有音乐伴奏，没有标准的升旗台，但我和孩子们一起把五星红旗升上了晴朗的天空，嘹亮的国歌响彻了整个太阳山；课堂上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如叮咚的山泉，让我心旷神怡；下了课，孩子们和我一起唱歌、奔跑、跳跃，那情景让我心醉。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太阳山的孩子受到教育后，有的读了大学，成了国家的专门人才，有的走向山外的天地，成了致富能手。余先云，当年趴在教室窗外听我讲课的姑娘，早已是乡干部了。细细数来，从太阳山教学点出去的孩子已有20多人先后上大学，光今年就有５个。有人问我图个啥，我图的就是山区孩子有个好前程，山村有个好面貌，山民能过上好日子，自己能当个好老师！30年来，我感到自己的辛劳没有白费，我的付出已经有了回报。
党和政府的关怀更给了我坚守的信心。多年来，省、市、县、乡各级领导部门给了我许多荣誉、鼓励，还拨款维修校舍，改善办学条件。我觉得，在太阳山上越干越有希望。
要教好学生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，更需要潜心钻研教学。我长期不懈地总结经验，探索复式教学的规律。在教学中，我注重发挥小助手的作用，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，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。多年来，太阳山学生的成绩，多次在全镇名列前茅。太阳山教学点升入山外高小的学生，大部分受到了学校
我在太阳山上奋斗了整整30年。由于学生进得来，留得住，学得好，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。开始是我苦口婆心上门劝学，后来是山民想方设法让孩子入学，有的家长甚至藏着户口本，隐瞒年龄，要让四岁半的孩子来报名；有的学区外的家长，投亲靠友，要求让孩子到太阳山教学点来上学。太阳山上适龄儿童的入学率、巩固率和合格率都达到100％，太阳山上没有出现一个新文盲，这就是我－－一个普通山村教师最大的满足！
淳朴的山民和孩子们总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，表达对我这位山村教师的感激之情。看见我在盛夏的中午去山上砍柴，他们会主动把自家的柴背到学校来；有时，山民们把我家的稻谷运到镇上，碾成米后再送回来。在生活中，我也许失去了许多许多，但也得到了许多许多，我的生命已经和太阳山融为一体。为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，我愿意在太阳山上坚守一辈子！
